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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电商:一匹“烈马”等待“伯乐”

佚名 互联网 2020年11月30日

社交电商:一匹“烈马”等待“伯乐”

10月13日,为进一步加强对互联网平台企业合规发展,深入推动主体责任落实,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价格竞争局(规范直销与打击传销办公室)作为指导单位,中国市场监管报承办的“互联网企业创建无传销网络平台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主题为“禁止传销 从我做起”,会上就完善网络涉传监管、创建无传销网络平台做法等议题深入研讨。


拼多多、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百度、美团、斑马会员等22互联网公司签署《电商企业创建无传销网络平台承诺书》,承诺依法合规经营、强化平台治理、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加强打传宣传,大力创建无传销网络平台。


社交电商犹如一匹“烈马”,需要一位“伯乐”,能够循循善诱,引导他发挥出自身最大的价值。2020年是多事的一年,也是社交电商被各界逐渐认同的一年。


疫情初期 解决就业刚需


2020年的疫情突如其来,打乱了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疫情稳定后,复工复产成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点,急需解决的是扩大市场需求和就业机会的扩充,社交电商恰逢其时地展现了其自身的价值。


社交电商是基于人际关系网络,利用互联网社交工具,从事商品或者服务交易。以其低门槛、快速催动的特点,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解决就业的重要渠道。据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2019中国社交电商行业发展报告》, 2019年社交电商从业人员规模预计将达到4801万人,同比增长为58.3%,提供了大量的正规和非正规就业。社交电商的市场规模高达20606亿元,同比增长63.2%, 在社交电商上的消费者人数已达5.12亿人。社交电商已成为电子商务不可忽视的规模化、高增长的细分市场。


与传统电商相比,社交电商在创造就业方面有其特有的优势。 传统电商更依赖于大平台,创业的门槛越来越高,社交电商参与门槛更低,一部手机也可能月赚数万,普通用户也能成为主播进行带货;传统电商靠流量,而流量已经“见顶”,社交电商靠用户经营, 更重视口碑与信用,投资成本相对比较低;传统电商用户信任的是平台和品牌,给新人、新品,新商家的机会很小,社交电商信任的是圈子,是私域流量,对新人、新品牌、新商家来说机会更大。


疫情中期 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4月底5月初,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邮政局与中国消费者协会共同发起了第二届“双品网购节”,以“品牌消费、品质消费”为主题,组织发动生产、电商、物流企业广泛参与,旨在更好激发市场活力,扩大居民消费,赋能产业发展。


浙江作为电商之都,孕育了无数电商平台,作为国内知名的社交电商“御三家”:云集、斑马会员、贝店,凭借其在疫情期间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解决就业刚需的表现,首次进入“国家队”,参与国家级商务活动。


在疫情冲击下,第二届双品网购节承载了更多的期待。


销售1825.1亿元,较首届增长1.37倍。这样的“成绩单”,显然没让大家失望。而其中,社交电商和直播电商成了最抢眼的亮点。据统计,双品网购节期间,全网直播场次超过70万场,观看人次超过29亿。


以斑马会员为例,利用社群营销、新媒体互动等方式扩大声音,直播带货成绩优异。数据显示,此次双品网购节共有超过1700名斑马会员平民“主播”开展了直播带货,直播总场次超过6500场,直播总成交额超过1亿元,单场直播最高成交额超过600万。


从各大电商平台的“战报”来看,社交电商平台距离传统电商还有不小差距,但从影响力和趋势上看,社交电商已不容小觑,阿里巴巴、京东都已入局。“双品网购节今年首次拥抱社交电商,和社交电商体量快速提升分不开,这看的一种趋势。”业内人士表示。


社交电商从诞生那一天起,就伴随着争议成长。在其迅猛崛起的另一面,是微商乱象和消费纠纷高发区,这也恰恰促使了以拼多多、斑马会员等为代表的正规社交电商的快速崛起。


经过几年发展,社交电商基于用户关系可大致分为三种模式:以拼多多为代表的“拼购制”,以斑马会员为代表的“会员制”,以如涵为代表的“网红电商”。


几大社交电商平台首次进入“国家队”,提升的不仅是行业整体形象,还为中小社交电商平台做了一次重要的示范。“从本质上讲,传统电商是对‘货’的运营,社交电商则是对‘人’的运营,实现的是‘人找货’到‘货找人’的转变。”


拥抱社交电商 还应注意什么


社交电商发展最大的问题在于与传销容易混淆。因其经营的特殊性, 很多社交电商,尤其是微商团队在发展代理经销商的过程中按照滞后的监管标准很容易被定性为网络传销。滞后的监管政策无法适应社交电商新业态。


诚然,这一领域确实也是良莠不齐。社交电商花生日记因网络传销被广州市监管局开出7456万元罚单,云集品因以“共享经济”、“新销售”为名进行网络传销,被深圳市公安局查抄。这些违规案例致使一些传统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因怕社会舆论影响股价、品牌形象不敢正大光明地借助社交电商优势突围和转型升级。


我国《禁止传销条例》是2005年颁布实施的,距今已15年有余。当时不要说社交电商,电商在当时也是一个新生事物,比如最初刚诞生的淘宝,就负面缠身。


涉传界限模糊、标准不一致,致使涉传问题频发。从国务院《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认定传销三个条件:一是收取会员的入门费;二是存在拉人头,发展下线形成金字塔形的层级关系,层级通常在三级以上;三是采取团队计酬方式。


这些与目前的社交电商模式有很大不同, 但一些相似之处。同时,传销在刑法和工商行政执法标准也不一致。社交电商要彻底与传销切割干净,不被视为传销,具有一定的界限模糊和难以操作。


互联网经济时代,执法具有跨地域的特点,全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执法、监管队伍理念也略有不同,现实中存在的监管竞争与差异化问题不容忽视。从优化数字经济营商环境来看,也希望监管部门可发布一批有代表性的执法指导性案例,为企业经营提供及时、直观的指导,让新生事物能够健康、有序成长。


自2018年7月商务部的《社交电商经营规范》(征求意见稿)发布以来, 已经有两年多时间了。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解决就业刚需、振兴乡村经济等出发点考虑,希望有关部门尽快审定并出台这一规范,明确社交电商与非法传销行为界线,为社交电商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同时,对社交电商的从业者的注册,税收也定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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